然而，面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特殊性（违法行为多、违法者流动性强），[9]完全依赖于交警现场收集违法事实的现场执法模式，很显然的一种可能是，不能及时获知甚至无法获取交通违法事实，导致交通秩序恢复的即时性需求将难以实现。
更具创制性和细节性的研究留待之后。过错如何认定抑或过错能否推定，是有责性阶层需讨论的另一重点问题。
[10]有关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之间的关系，参见梁根林：《罪刑法定原则：挑战、重申与重述——刑事影响力案件引发的思考与检讨》，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63页。现行《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并无有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条款，也无过错原则和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高巍：《重构罪刑法定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23页。[4] 德国采纳质量区别说的同时，参照犯罪论体系确立违反秩序行为的构成要件，这与现行观点相龃龉。立法与学说的缺位，导致执法和司法裁判中往往照本宣科，将案涉特别处罚规范作为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唯一依据，缺乏总则意识。
即使未包含危害结果要件，并不意味着归责是主观的，因为行为本身是外在的。参见黄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法理构造》，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54-56页。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其既无法替代全国人大作出重要立法决断，亦不能自我限缩为以执行作为功能定位、以科层制作为运作形态的专业立法机构。
如果认为国家立法工作需要由具有相当民主正当性的机关来完成，就必须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增强其民主正当性。（二）功能的关联性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上的一体性，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毕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必然与全国人大存有某种关联。为更好实现功能关联的目标，我国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配置，大致采取了三种功能关联方式：功能从属、功能替代、功能延伸。这些都不符合民主立法的要求，难以贯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并非一次性确立，而是在制度变迁中逐步形成的。比如，全国人大的立法需要更加明确地提出基本原则，以框定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
概言之，要准确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解答实践中有关职权配置的疑问，有必要对上述三重面相分别剖析和阐释。1954年宪法制定时，宪法被认为是根本法，不应当有关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国务院依据宪法规定行使相关职权，也属于宪法实施的范畴，对其工作进行执法检查、听取其工作汇报等监督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监督宪法实施的范畴，但显然这并非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监督。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1955年，全国人大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法规的制定权，而单行法规的效力等同于法律，这就在事实上突破了唯一立法机关体制，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准立法机关的地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全国人大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民主正当性，是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但全国人大在组织结构上的特点，也引发了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而要化解此种张力，就需借助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职权移转。全国人大常委会由此获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身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宪法基于功能关联性原理，为其匹配了若干职权。
此种职权属于一个国家未必经常行使却必须保持常备的权力，因其事关国家理性，必须由具备一定决断能力的常设机关保有。但是，根据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权解释宪法，而这后一项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第62条之中，这就为进一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提供了线索。
在高度建制化的程序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要在代议机关民主商谈的基础上引入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见，实现自身民主正当性水平的提升，进而行使立法权。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基于权力配置的民主原则与相关事项的重要程度，这类决定权自然应归属于全国人大，但由于全国人大并非常设，它们只能被相对完整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兜底职权是相对封闭的，其有赖于全国人大的明确授权。实际上，1982年宪法第67条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是一种新类型的职权，其既有别于第62条所规定的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也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所拥有的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简称监督工作的职权）。（2）权力机关闭会期间，由行政机关作为权力（政权）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凭借委员专业性、会期持续性、议程灵活性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在全国人大作出的价值决定的框架下承担规范具体化的工作。（2）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即它们都行使某种最高国家权力，具有职权一体性。按照1982年宪法的制度设计，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合宪性判断的结论是主张规范有效或者无效，而非价值的次序排列。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结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其职权调整与地位变迁回应国家治理需要。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形成过程中，隐含着三重制度逻辑：其一，国家治理的需要，是国家权力分化与国家机关职能调整的根本动因。例如，其通过的法律与作出的决定都具有拘束力，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
规范控制型监督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在于宪法的规范效力，此种监督的开展以对规范内容的权威认知为前提。在这种解释方案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1982年宪法第67条第1项所开展的宪法监督属于规范控制型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也需按照政治逻辑的要求运作，如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人事任免权、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并且得以通过各种政治监督方式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制约。（4）基于上位规范对下位规范进行监督，如进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或者合宪性审查。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2.宪法监督的两种类型 为了更加清晰地界定宪法监督的概念，有必要采取类型化的分析方法，而国家公权力的构成要素可作为类型化的起点。
国家立法权的行使本身受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双重支配，它既是借助商谈实现利益均衡的政治协商环节，也是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内创制法律规范的环节。无论将立法视作主权者的命令，或是强调制宪权、主权的最高权力属性，都是在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某种主权式的终极权威。
具体而言，上述条文中的基本原则能够指涉两种意义上的原则，即规范论意义上的原则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原则。宪法以此兜底条款创造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调整其常设机关职权的制度渠道，使得全国人大得以在宪法框架下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职权，以实现必要的功能延伸。
政治控制型监督也可能需要援引宪法进行说理，宪法规范既可以作为商谈中的理由，也可成为增强政治权威的话语。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在1982年宪法中，第62条在规定全国人大的相关职权时，系将宪法修改权与宪法监督权分别规定在第1项和第2项之中。
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在性质上有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之别。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一身份，预设了一个区别于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全国人大的、能够日常运转的民主商谈平台。而监督宪法的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这个意义上，监督工作与监督宪法的实施也仍然存在概念交叉的可能。
共同纲领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次级规则既能发挥调整初级规则的作用，也能以授权性规范与组织性规范的形式，发挥组织建构国家权力的作用。
国家立法权被认为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才能拥有的权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与国家立法权二者之间具有性质上的关联。因此，立法性决定的作出，不应以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名义，而是必须遵循立法程序，以满足立法权行使的民主正当性要求。
这些都是宪法规范本身呈现出的两机关的差异。有经验研究发现，在全国人大的法律案审议中，政党意志影响、政治象征功能、媒体舆论空间、代表参与方式等要素，都实质性地作用于全国人大立法权的行使，而凡此种种都与全国人大在民主正当性上的特质无法分开。
